2019年底，我国非金融部门信用总量为250.5万亿元，同比增长9.8%，增速较上年末回升0.3个百分点。随着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货币政策稳健偏宽松，稳增长政策成效显著，同时结构性风险逐渐凸显。
非金融企业部门信用总量为142.8万亿元，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8.7%不断下降至四季度的8.2%，降幅较去年收窄了1.4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去杠杆有所减速。从融资工具的角度来看，中长期贷款增速拐点确立，直接融资比重有所提升，企业部门的融资结构明显改善。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看，随着信心的逐渐恢复，私营企业负债和资产占比开始上升，同时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国企，其资产利润率不断下滑，但负债规模依然很高。
居民部门信用总量为55.6万亿元，在严格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下，短期消费贷款和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大幅回落，居民信用同比增速从2017年初的25.6%连续三年下降至2019年末的13.5%。
政府部门信用总量为52.1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0.4%，较去年同期上升了1.6个百分点，其中中央政府信用占比微升，地方政府信用占比微降，体现了以中央财政为主导的财政扩张政策在逆周期调节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财政政策的引导下，基建投资同比逐渐回暖，城投债和政信合作规模同比也出现明显回升。在“减收增支”的扩张财政政策影响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更加分化，各地区之间的横向财政不均衡加剧。
在严厉的金融监管格局下，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占比从2015年末的19%降至2019年末的12%，金融部门通过同业业务、持有金融债券等方式的相互负债规模也大幅缩减。然而包商银行被接管事件引发中小银行流动性分层，监管层面的流动性支持使得金融体系内部的同业活动明显增加。此外，2019年我国基准利率多次下行，各类型银行的净息差走势分化明显，民营银行将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
当前疫情地区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SARS时期相比有很大变化，加之这次疫情发生在经济趋势性下滑的时期，预计一季度GDP增速将有所降低，二季度后恐难有当年SARS后期的强劲反弹，非金融部门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偿债压力。因此，当前必须在遏制疫情的同时保障就业和民生，应主要采取中央财政扩张政策并辅之以适应性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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